第49章 理性的忠义观（1 / 2）

陈近南的身影已融入夜色，书房内重归寂静，唯有烛火跳跃，将韦小葆的影子在墙壁上拉得忽长忽短。

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方才那场短暂却无比激烈的理念交锋所带来的无形张力。

陈近南最后那句“但求问心无愧，成败利钝，非可逆睹”

，带着悲壮的决绝，却未能撼动韦小葆理性筑起的堤坝。

他并未立刻回到书案前，而是缓步踱到窗边，望着窗外沉沉的夜幕，仿佛能穿透这黑暗，看到这个时代纠缠不清的忠义脉络。

陈近南的到来与离去，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了他更深层次的思考。

仅仅拒绝是不够的，他需要为自己即将行走的道路，构建一个坚实的内在逻辑支点。

核心矛盾界定：传统基于血脉、道义与情感的忠义观，与基于理性、效用与实证的决策体系之间的冲突。

“问心无愧……”

韦小葆低声重复着这四个字，嘴角泛起一丝复杂的弧度，“心，恰恰是最不可靠的指南针。

它会被热血蒙蔽，被大义绑架，被仇恨驱使，唯独难以校准于长期的、整体的利益最大化。”

他转过身，目光落在书房一角悬挂的、康熙亲笔题写的“格物致知”

匾额上。

这四个字，此刻在他心中有了全新的、越这个时代理解的含义。

“忠义，不应是盲从的信仰，而应是经过理性审视后的选择。”

他像是在对离去的陈近南说，又像是在对自己宣告，“其评判标准，不应仅仅是立场，更应是行为的结果，是其对最广泛人群的长期福祉所产生的影响。”

他回到书案前，铺开一张新的白纸，炭笔在手，开始系统地梳理他的“理性忠义观”

。

第一，正义的源泉：效用与契约，而非血脉与天命。

他在纸上写下“正义”

二字，而后划出一个箭头，指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长期）”

。

在他看来，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不应仅仅源于其创立者的族裔或所谓的“天命”

，而应基于其实际治理效能，即能否保障辖内民众的安全、繁荣与展。

前明失其鹿，根源在于后期治理的系统性失败，导致民不聊生，其“天命”

已然自毁。

清廷若能革除自身弊病，推动社会进步，那么其统治便具备了一定的“功能性正义”

。

盲目强调“华夷之辨”

，而忽视治理的实际效果，是本末倒置。

第二，反抗的阈值：成本收益分析与可行性评估。

他在另一区域写下“反抗革命”

，并围绕其构建了一个决策模型。

输入变量：现有统治阶层的腐败暴虐程度（量化指标）、民众承受的痛苦指数、变革的成功概率（基于资源、组织、外部环境等数据的推演）、变革过程可能带来的预期伤亡与社会成本、新政权预期效能提升幅度。

输出决策：当且仅当，预期收益（新政权效能提升-变革过程成本）远大于维持现状的损失，且成功概率高于某个临界值时，反抗才具备“理性上的正义性”

。

否则，贸然行动带来的巨大破坏，可能远甚于维持一个虽不完美但尚能运转的秩序。

他将陈近南的“反清复明”

大业代入这个模型，基于他目前收集到的有限数据，初步评估其“成功概率”

极低，而“过程成本”

极高，因此在理性层面上，并非最优选择。

第三，忠诚的对象：抽象符号还是具体民生？

他写下“忠诚”

二字，然后画了一个圈，标注为“君主朝廷”

，又在旁边画了一个更大的圈，标注为“天下万民”

。

“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