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章 社会问题待解决(3 / 4)
。
我把那份“脆弱指数”
草案打印出来,贴在白板最显眼的位置。
标题写着:“高风险流浪人员动态监测机制(试行)”
。
下面列出了五项核心指标、响应流程、责任分工和试点区域。
“明天总结会上,我要提这个。”
我说。
“郑铭那边……”
李悦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他知道我们在搞这个吗?”
郑铭是分管副局长,做事讲究规矩,对创新一向持保留态度,尤其讨厌“越界操作”
。
“不管他怎么想。”
我打断她,“这事不能再拖。
我们已经有证据证明,这些人不是随机受害,而是被精准挑选的。
周雄团队有一套筛选标准:孤立无援、社会关系断裂、长期脱离公共视线。
他们专挑‘不会被人找’的人下手。
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点什么,下一个徐文芳,可能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李悦点点头,继续埋头工作。
她的屏幕上,第一份正式预警报告正在生成。
姓名栏写着“未知”
,性别男,年龄约三十八岁,最后一次出现在城西立交桥下监控中,穿得很单薄,动作迟缓,翻垃圾桶找吃的。
系统标注:风险等级——一级;建议处置方式——立即核查并提供临时安置。
我拿起笔,在报告下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赵勇坐在桌边翻着那份名单,忽然停下:“这个人……我见过。”
“谁?”
他指着一页:“王建国,五十一岁,去年冬天在火车站附近冻伤送医,出院后失联。
我去现场做过笔录,他说自己在工地打零工,年底老板跑了,工钱一分没拿到,房子也被房东收回。”
“后来呢?”
“再没消息。”
赵勇合上本子,声音低沉,“如果那时候有人跟进一下,帮他申请临时补助,或者安排住宿,或许他就不会流落到那种地方。
也许……他就不会成为目标。”
屋里安静下来。
空调嗡嗡响,窗外传来远处工地的打桩声。
我们都明白,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过去几年,有多少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滑出了社会的视线?又有多少家庭,多年后才现亲人早已不在人间?
李悦轻轻敲下回车键,新一批数据开始比对。
她的手指在鼠标上摩挲着,像是在确认某种真实感。
“我一直以为,技术是用来破案的。”
她忽然说,“但现在我觉得,它更该用来防案。
破案是救一个人,防案是救一群人。”
我看着白板上那句红笔写的总结:“不是他们选择了犯罪,是系统遗忘了他们。”
我拿起另一支红笔,在旁边画了个圈,添上一行小字:“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系统重新学会记住。”
第二天上午九点,会议室坐满了人。
郑铭坐在主位,眉头微皱地看着投影上的“脆弱指数”
方案。
各部门代表轮流言,有人质疑数据合法性,有人担心基层负担,还有人提到隐私问题。
我站在前面,没回避任何一个问题。
“我们不是要监控所有人,而是关注那些已经被忽视的人。”
我说,“他们不是不想求助,而是不知道怎么求助,甚至不觉得自己值得被帮。
我们建这个机制,不是为了增加管理成本,而是为了填补本就不该存在的空白。”
赵勇展示了王建国的案例,李悦播放了预警流程演示。
最后,郑铭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先在两个区试点。
三个月评估效果,再决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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