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1章 方言的力量与历史的回响（2 / 2）

”

的辩证观。

诗人通过方言特有的语法结构，实现了对传统和平主义叙事的越：真正的历史记忆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通过铭记苦难来实现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怀。

从音韵学角度分析，全诗严格遵守粤语韵文“平仄相对、尾韵相协”

的规则。

如节“三”

（saa1）与“鬼”

（g91ai2）虽现代粤语中不完全押韵，但在粤语古诗韵中同属“灰堆”

韵部；第二节“善”

（s6）与“德”

（dak1）形成仄仄相对；末节“仇”

（sau4）与“爱”

（oi3）的押韵则体现了粤语保留古入声的特点。

这种音韵安排使诗歌在朗诵时产生既传统又现代的节奏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地域身份与写作场域。

该诗创作于“粤北省委旧址纪念馆”

，这一空间本身就是抗战时期华南游击战争的历史见证。

粤北山区作为当年南方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其地域记忆与方言表达形成了双重互文。

诗人选择用粤语而非普通话书写这段历史，实质上是对“标准语历史叙事”

的一种补充和修正。

语言学家詹伯慧曾言：“方言是地方历史的活化石”

，这诗正是通过方言的在场，恢复了被标准语叙事过滤掉的地域经验细节。

与主流抗战诗歌常采用的宏大叙事不同，《九三吟》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实现了三个层面的回归：一是语言上向民间话语系统的回归，二是伦理上向辩证历史观的回归，三是诗学上向口头文学传统的回归。

它让我们想起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

的创作理念，但更进一步的是，诗人通过方言写作证明了：真正具有历史深度的诗歌，必须回到具体地域的语言土壤中寻找表达支点。

在全球化语境下，方言诗歌常被误读为地域性自恋或语言保守主义。

但《九三吟》的成功实践表明，方言恰恰可以成为抵抗历史记忆同质化的重要资源。

正如巴赫金所言：“标准语只有在与方言的对话中才能保持活力。”

这诗通过粤语独特的语法结构、词汇选择和音韵节奏，为我们重新理解抗战历史提供了更丰富的情感维度和哲学视角。

它证明：最地方的，恰恰可能最普遍；最口语的，恰恰可能最深刻。

《九三吟》作为《诗国行》粤语诗鉴赏集的开篇之作，其意义远出一单纯的纪念诗。

它标志着方言诗歌从民俗展示向历史书写的范式转型，证明了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工具，更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

在历史记忆日渐符号化、扁平化的当代，这种根植于方言土壤的诗学表达，或许正是我们重建历史意识、保持批判思考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