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7章 方言的诗学抵抗与文化复魅（2 / 2）

已证实，客家话与粤语同属中原古音南迁的产物。

诗中隐含的正是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的学术精神。

诗人通过“血统”

的生物学隐喻，巧妙揭示语言演化的真相：所有方言都是汉语母体在不同历史时空的分形，所谓正统与边缘的划分本质是文化权力的空间政治。

【当代诗学：方言写作的启示录】

这诗的价值越地域性写作，为当代诗学提供了三重启示：其一，方言作为“地方性知识”

（格尔兹语），保存了被标准化语言过滤的文化记忆；其二，多音混响的文本策略打破了单一语言霸权，应和了宇文所安提出的“中国诗歌的异质传统”

；其三，通过语音陌生化产生的间离效果，实现了布莱希特式的批判性觉醒。

正如诗人黄灿然所言：“方言写作不是怀旧，而是让不同时空在语言中同时存在”

。

【结语：语言的花园与歧路】

《唔好绑架》表面凌厉的方言扞卫，实则指向更包容的语言哲学。

诗人真正反对的不是语言杂交本身，而是文化权力对语言自然生态的粗暴干预。

这诗让我们想起歌德“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的辩证vision——真正的普遍性恰恰由无数特殊性构成。

在普通话与方言之间，并非取代关系而是共生关系，恰如《周易·系辞》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

当我们在“又鸟马户”

的谐谑中听到深重的文化忧患，在“白切边炉”

的烟火气中看见语言的生命力，树科的诗歌便完成了它的使命：它不是要筑起语言的围墙，而是要打开更多的窗户，让所有语言都能在汉语的花园里自由呼吸。

这种通过扞卫特殊性抵达普遍性的诗学实践，正是张枣所谓“朝向语言的风险中，汉语的冒险”

。